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四月二十二日,一艘三桅商船由南至北向宁波港驶来。

守备水兵立即上报,浙江水师提督武进升得报后,率众上船前去拦截。经稽查,该商船载有番银24000个、洋酒1560瓶以及蜡烛、衣料若干。

商船上共有58人,包括5个洋人。其中一个洋人拿出一纸粤海关商照,操着流利的中文向武进升行礼问安。

此人自称英吉利人氏,中文名曰洪任辉,这艘船系英吉利国东印度公司所有。“因祖上曾到此做过生理……闻得宁波交易公平……”,故前来宁波采购湖丝和茶叶。

此时，洪任辉不会想到，他会在4年后乘船进京告御状，并因此引来一场牢狱之灾……

英国商船

洪任辉(James Flint)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他很早便来到了广州,长期担任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通事(翻译)一职,“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汉字文义亦能明晰”,是个中国通。

正因如此,1753年,当时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热望开展宁波的贸易,并发出训令,指示进行的方向”时,洪任辉便被委以重任,随船前往宁波。

自16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首设商馆,并于1689年派第一艘商船抵达广州港以来,他们便在粤海关“漫无目的的苛捐杂税”和其控制下的“十三行”的垄断交易中苦苦挣扎。

粤海关自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建立起,地位便极为特殊,它直属于户部,不受地方管辖。

《粤海关志》记载,从乾隆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年,90年间出任粤海关监督的三十三人,无一例外全是内务府的人,其直接向皇帝本人与内务府负责。

粤海关下辖七个总口,把持各口税收大权的,几乎全是粤海关监督的家人及亲信。他们长期盘踞关口,“世代相承,视同置产”,利用手上的权力,钻营肥私、勒索商旅,极其腐败。

一艘外国商船进出口时要给这些人缴送的陋规名目多达六十八项,遑论对货物收取征税及附加税的随意与不合理。

十三行商馆区外百船云集

而十三行则是由粤海关所设立并管辖的特权商行。西洋商船必须通过十三行商人才能进行贸易活动。

粤海关通过这种方式,既可垄断外贸财源,又可对来华洋人进行严密监控。《中西纪事》记载,十三行通过垄断贸易,剥削外商“有取之十倍二十倍于前者”。

正因如此,洪任辉等人此行北上前往宁波,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视为意义重大的贸易战略转移。一方面拓展***市场,另一方面欲借此举对粤海关施压,以求更好的贸易环境与待遇。

在宁波的好日子

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平定台湾、宣布解除海禁时,宁波便位列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另三个是广州、厦门、松江)。

然而七十年以来,粤海关汇聚了绝大部分的外商船只,征收的关税远远高于其他几个口岸海关。这让其他海关钦羡不已。

厦门海关“洋船陋规内总督每年得受银一万两,巡抚每年得受银八千两”,但仍抱怨与广东同僚们相比小巫见大巫。

两年前的一件事情给浙江***留下深刻印象: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艘荷兰商船因海上风浪飘落至浙江,送给浙江大小官员大量金刚钻、珠宝等贵重物品。他们由此认定:外国商船的到来等同于滚滚财富的到来。

与此同时,想必他们也在后悔: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便派船队来到宁波,希望在此设立商馆进行贸易,但清方趁机漫天索价,加上皇子允礽、允礽派所谓“御商”前来敲诈勒索,导致此事不了了之。

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

由是,当洪任辉和他的商船突然出现在宁波港时,浙江***反应异常兴奋。

水师提督武进升亲自放该船入港,将洪任辉一行人等安排住在大海商李元祚的行店之中,连同本地大小官员,好生招待一番。

当天,武进升与浙江巡抚周人骥同时密折上奏,称“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自应加意体恤。”饬令宁波商铺人等与之公平交易,英船照则征税。

乾隆御笔朱批:“知道了” 。

也许是受到江浙官员诚意的感召,同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艘英国商船又来到了宁波港,载着番银二十余万以及黑铅、哆啰(一种较厚的宽幅毛呢)、玻璃等大批货物。

这两艘商船在宁波的生意大获成功,货物受到普通商民欢迎而销售一空,还载满了从江浙直接采购的生丝、茶叶等。

十七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茶叶贸易

中国的丝茶产地主要是在江浙、安徽、福建等地,英商在宁波就近采买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还能保证质量：

以前在广州采购,长途运输加重成本不说,经日晒雨淋,货物质量更是难以保证。

而洪任辉这个中国通,由于稔熟中国人心理与***潜规则,在宁波八面玲珑、名声大振,连户部郎中范清注都慕名而来找他订购玻璃。

他在完成公司任务的同时,还与安徽茶商汪圣仪合伙做起了茶叶生意。英国人赚得盆满钵满,浙江官方的初衷也得以实现:

仅从这两艘商船,浙海关便“征正税银三千五百二十二两零,饭食火耗银二千一百二十七两零。”

消息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本部,英国人大受鼓舞。

次年,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该公司又先后派遣两艘商船从广州前去宁波。水师提督武进升例行稽查之时,也颇感吃惊:较之前一年来的,这次的船规模大了许多,水手有一百多人。

货物装得很少,大部分舱位里放得全部都是装满银元的箱子,洪任辉告诉他:这些都是用来收购生丝、绸缎、茶叶、瓷器的。

作为一省绿营的最高首长,武进升有具折奏报重大紧急机密事件的资格和义务。在进行完对商船的例行稽查之后,又安排好英国人做生意的诸项事宜,他按照惯例向乾隆皇帝密折奏闻。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乾隆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

天威难料

武进升并不知道,自己在密折里虽然为英国商人说尽好话,但也许无意间提到的一个小细节,却让乾隆心头一紧:“番梢并小厮四十名,俱无发辫。”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发辫作为效忠大清的标志,从来都是满人统治的头等大事。清朝初年的一纸剃头令让江南一时血流成河。

夷船之上四十人居然没有发辫,又和红毛番鬼狼狈勾搭,是何居心?意欲何为?乾隆一声令下:着军机处传旨两广总督杨应琚查奏。

杨应琚很快查清,原来这些“番梢并小厮”虽来自澳门,但均系“番人”,故未留发辫。看来属虚惊一场,但乾隆心中的小疙瘩想必是结下了。

武进升也不知道,在自己此次上奏之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已经密奏乾隆:

“查红毛番船向止在粤往来,鲜至浙省,今忽舍熟游之地而突来宁波,自应严加防范,以重海疆。”

乾隆帝画像

也许正因如此,此次乾隆态度突然转变:要对英国东印度公司北上宁波开辟市场加以防范与限制。

他传旨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允许洋商贸易,宁波本与广州澳门无所区别,但如在宁波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愈来愈多。海滨重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

作为满清皇帝和贵族,乾隆和喀尔吉善的担忧自有他们的根据:江浙一带地杰人灵,满清入关之后,在这里受到了最惨烈的反抗。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狼烟虽已散去,顾炎武、吕留良等人虽已去世,但江南士子百姓的风骨与血性依旧让满族统治者心有余悸。

乾隆担心一旦洋人与***杂居相处,势必威胁到“海滨重地”的安全,更会成为他满清帝国的心腹大患。

与此同时,两广总督杨应琚密奏:来粤海关贸易的洋船比往年大为减少。他以粤民生计和两省海防为理由,力陈浙江通商的弊害,声称“再四筹度,不便听其两省贸易。”

杨应琚的反应不是偶然。

中西贸易长期在广州进行,已经形成一个由行商、粤海关、广东政府官吏以及宫廷内务府组成的庞大官僚利益集团,处于垄断地位,而杨应琚正是这一集团的代言人。

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利益被浙江分割,故绞尽脑汁从中作梗。早在英国商船动身北上前往宁波时,广州的官吏和商人们便开始恐慌,他们竭力要求两广总督的支持,并凑了一大笔钱发送到北京打点各路关节。

由是,杨应琚与喀尔吉善连衔上奏,要求在浙海关定立章程,并令其将关税“视粤关则例酌拟加征一倍”,他们想用这种经济方法让“洋商无所利而不来”。

然而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尽管朝廷正式宣布将在浙海关课以重税,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仍旧络绎不绝地往宁波港驶来。

浙江新任巡抚杨廷璋询问包括洪任辉在内的英商们为何如此,英商们的答案完全一致:“广东洋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故不愿去……是以来浙,只求准我贸易,愿照新例纳税。”

杨廷璋将洪任辉们的说法密奏给乾隆,并建议允许英商在浙贸易。乾隆此时想法又发生动摇,二十二年(1757年)八月八日,他下谕:

“增税之后,番商犹复乐从……粤中牙侩狎习年久,把持难留,致番商不愿前往,亦系实情……则赴浙赴粤皆可。”

好消息从紫禁城里传到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们耳朵里没多久,坏消息便接踵而至了。

不测风云

就在乾隆皇帝下旨允许英商在宁波贸易的三个多月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他突然又下了一道旨意:“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此时杨应琚已改任闽浙总督,乾隆令他将此旨意向在浙洋商传达,并令新任两广总督李侍尧在粤遍谕。

与此同时,当洪任辉的商船满载货物驶入宁波港时,“中国人让他先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作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初九,广州,两广总督李侍尧召集外商,正式宣布今后只准在粤贸易。

“一口通商”政策正式确立,一直持续到82年后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

过了没几天好日子的洪任辉们仰天长叹:“准许在***东部口岸贸易的时期宣告结束……”,透着无尽的悲凉。

伍秉鉴（1769—1843年），清代广州十三行商人，“一口通商”使得他成为19世纪的世界首富。

英国人想不通,同样是在东方,在印度,他们可以凭借武力、商品以及对本土政权的收买,所向披靡、为所欲为。而在中国,尽管他们已经非常克制与配合,但仍然处处碰壁、受挫。

他们严格禁止自己的水手与土著之间发生“吵闹和争斗”,指示洪任辉们:“只能采取和善及商议的方法,要极度谨慎,不准用任何理由去损害中国政府的感情。”

为了研究中国文化,以期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他们甚至向英国皇家学会发出查询函,要求其研究中国文字与埃及文字是否存在***关系而实际是一种文字。

甚至在多年以后,当英国政府决定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东印度公司还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它生怕对于纠正所受不公平对待一事求之过急或时机尚未成熟而坚请进一步的特权,反而会使中国政府心存戒惧,将对外贸易完全封闭。”

然而这种种努力,仍然换不来他们所追求的贸易空间。

黄埔帆影

乾隆皇帝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令洪任辉们非常愤怒,他们将矛头指向广州当局,认为是广州政府和海关在欺骗和误导皇帝:

“广州地方当局对***有重要影响,由于他们体验到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所生的利益,他们必然渴望将其独占”。

广州当局对北京的影响,从乾隆对杨应琚奏折的重视可见一斑。但这些洋人不知道也无法理解,乾隆并非受欺瞒蒙蔽,他这么做有着自己的逻辑与考量。

粤海关为满清政府提供了巨额财政收入,最高时曾达到全国关税总量的近一半。而这些收入的绝大部分,都去往宫廷内务府和户部,是清廷修建皇宫庙宇、开支军费、修河造堤、***起义等活动的重要来源。

粤海关地位如此特殊、作用如此巨大,岂是浙海关所能相提并论?

虎门海港上的外国商船

在乾隆心中,比财政收入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的政权稳固。

杨应琚的奏折中,有一点令乾隆极为触动,那就是粤海关的地理优势:广州临海有虎门,“金锁铜关”天险拱卫,有官兵防守,黄埔又是从海上抵达广州必经的内河水路。

这里水势复杂,没有中国领航员带领,洋船实在难以进出。反观宁波海面辽阔,外国洋船扬帆即可直达腹地。

在乾隆看来,“浙民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禁绝,恐将来到浙者众……”,而“英吉利在西洋各国中最为桀骜强悍……不可不预为之防……”,这两者若勾结起来,岂不是朝廷大患?何况在这位皇帝心中,“防民”更甚于“防夷”。

如此一来,乾隆的取舍便不言而喻了。

至于粤海关与地方大员、朝廷命官、内务府甚至宫廷贵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其营私腐败的内幕,皇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洪任辉“叩阍”

尽管在中国屡受磨难与挫折,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获利的数额,仍然让他们无法放弃，仅1756年该公司在华茶叶贸易中就获利将近20万两。

如此高额的收益,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更不甘心开辟新航线的努力就这么失败了。

洪任辉绝不甘心就这么灰头土脸地回广州。在宁波他得到了大量的财富、荣誉与尊严,这一切岂能放弃。

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派人去和中国最高当局直接接触,以求改变乾隆皇帝的决定。而这项艰难的使命,当仁不让地交到洪任辉手中。

“中国通”洪任辉知道,在《大清律》中有一名曰“叩阍”的法条,规定百姓若有重大冤屈,可以告御状,即直诉权。

于是洪任辉找到一个名叫刘亚匾的四川人帮他写了诉状,又请一个名叫林怀的福建华侨对诉状进行修改润色。

准备妥当后,洪任辉开始了他的叩阍计划。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三十日,洪任辉驾驶一艘名曰“成功号”的小船从澳门出发,经台湾海峡,一路北上,到达浙江定海。

在定海外四礁洋面,被清朝水师拦截,不准其靠岸,并令其“返棹回粤”。六月一日,洪任辉被迫离开,临行留下一件控告粤海关官员的诉状。

此事随即被上奏乾隆,乾隆嘉奖浙江地方这事办得好。谁也没有想到,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辉和他的“成功号”突然出现在天津大沽口。

面对登船稽查的大沽营游击赵之瑛的盘问,洪任辉说:

“我系英吉利国四品官,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商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申冤。”

听完洪任辉的来意,赵之瑛表示若给他五千两银子便可帮忙,还对洪任辉说:“你的成功与否,完全看我第一次传达的好坏。”

面对赤裸裸地敲诈,洪任辉在日记中颇为无奈地写道:“我们为了这件事经过如此的困难,就不因为了一些钱而放弃目的。”他有些天真地认为:“使广州那些官员完蛋,以后我们就可以不再忍受他们的***了。”

经过讨价还价,洪任辉给了赵之瑛两千两,约定其余的事成之后再付。清朝规定洋人不得入京,赵之瑛帮洪任辉在天津***一番金银打点。

六月二十九日,洪任辉的诉状由直隶总督方观承送奏乾隆。

看到洪任辉的诉状后,乾隆勃然大怒。他立即委派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解官审讯。

他说,“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他打算以此为契机,整顿吏治、打击腐败。

一切似乎都在都朝着有利洪任辉的方向发展。

广州的商馆（约1760年）

但此时,一个大人物终结了洪任辉的好运。

他就是新任两广总督李侍尧：作为一朝名臣,史书记载了一个精明强干、深谙***规则的官员形象：

他短小精敏,读书“过目成篇”;他极具知人之明,“见属僚,数语即辩其才”;他极工心计,不仅属员“从皆悚惧”,更极善窥测上意……这么一个人,注定要成为洪任辉“叩阍”的终结者。

他先是为李光标极力开脱,将责任全部推到其家人身上;随即,他又委婉地暗示皇帝,宫廷里的珍宝奇玩、奢侈洋货,就是粤海关贪腐的原因;内务府成千上万的花销,几乎是李光标一手操办的……

这些说辞,让皇帝顿生怜悯。李光标得以保住性命，仅革职抄家、“以律杖流”。

李侍尧（？一1788年），字钦斋，清朝乾隆时期大臣

此后，李侍尧矛头一转,质疑起了诉状的产生、投递的程序。

洪任辉日记记载,早在等待皇帝旨意时,就有清朝官员盘问他,“在宁波是否有中国人教唆我们采取这种方法来申诉”?

据说,洪任辉回答,“不是中国人,不是任何人,只是我们自己明白要到什么地方去”。而在他作为原告、跟随钦差前往广州后,李侍尧质疑诉状与投递程序的奏章,让他遭逢了一场牢狱之灾。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十七日,李侍尧召见在广州的所有洋商,洪任辉也在其中。当他进入总督府内院后,几个亲兵拥了上来,摘下他腰间的佩剑,随即又将他强按在地,向总督大人行礼。

随后，洪任辉听到了李侍尧的亲口宣判:“……念尔外夷无知……姑从宽在澳门圈禁三年……”

洪任辉之外,帮他写诉状的那个四川人刘亚匾,被判斩首示众;帮他修改诉状的福建人林怀远在海外,逃过了这一劫，但他在原籍的亲族均被查抄;被牵连的还有此前与洪任辉合伙做茶生意的徽商汪圣仪,他被发配边疆充军。

无一例外地,他们的罪名都是“私通外夷”。

洪任辉“叩阍”34年后，马嘎尔尼使团成员在热河朝见觐乾隆帝

不仅如此，当年十月十五日,满清政权推出《防范外夷五条》,表明其对外政策的彻底强硬与封闭。

次年春天,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李侍尧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洪任辉,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三年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圈禁于澳门的洪任辉终于刑满释放了。他乘坐英商轮船回国。

据说,当轮船驶过虎门炮台时,负责监视的官员看到他在船上冲着炮台方向“行礼叩谢”。该官员为此在当天密折里写到,洪此举表明其“尚知感畏”。

而几千里之外,当乾隆皇帝看到这份密折时,他想必也异常得意。这一年,准噶尔部的叛乱最终平定,他在新疆设立了伊犁将军府;他的“十全武功”又多了一份显赫,而大清国四海升平,天朝威震天下。

洪任辉的这个举动,似乎为此做了一个再好不过的注脚。

余音

洪任辉事件就这样落幕了。但它的余音,却久久回响在历史里。

也是1762年,洪任辉被释放这一年,在几万里外的欧洲,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即七年战争)临近尾声。

经此一役,洪任辉的祖国打败法国,取得世界范围内大片殖民地,成为新的欧洲霸主,“日不落帝国”就此诞生了。

31年后,当这个新兴霸主派遣使者马戛尔尼对两国交往进行最后努力时,已成耄耋老者的乾隆皇帝傲慢地关上了大门。

三十多年前的旧事历历在目,在他看来,这个蛮夷之国,最终也会像他的子民洪任辉那样,拜倒在天朝上国的脚下。

马戛尔尼打开中国大门的努力,和洪任辉的“扣阍”一样,不可避免地失败了。此前,他曾经嘲笑过洪任辉;此时,他却终于认识到了洪任辉的艰难处境。

不过他并不沮丧,在他由南到北的几千里游历中,他彻底地看清了这个国家。他说,“清帝国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

又47年,英国的战舰代替商船,开进了中国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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