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跨国企业，发的是美元”

    据朱广春介绍，中国海运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之一，是一家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特大型航运企业集团，平时的工资奖金都按美元结算。
    多次往返太平洋的东西海岸，朱广春在日本逗留数日，日本的物价之高令他咋舌。2000年4月，他们从智利装运木头返回日本，根据检验检疫法律，日方需要进行消灭害虫的处理工作，7位同事留船看守，朱广春得以上岸休息。但日本不通用美元，他们先按1比102的比价兑换了一些日元。
    朱广春看到一家小旅馆标价竟然高达5000日元，寄一封信的邮票就要60日元，一份寿司900日元，一杯饮料120～140日元，乘坐公交车120～150日元，如果打的就更贵了：起步价540日元！好在日本政府补贴他们每天1.5万日元的生活费。他最感兴趣的还是逛一逛遍布日本城镇的二手货超市，从电器、车辆到统一价100日元一本的旧书应有尽有，虽说二手货，动辄成千上万日元的标价还是蛮高的。

“他们的守时让我吓一跳”

    当年侵华日军曾在金华县岭下朱一带撒布鼠疫菌，朱广春对日本人素来没有好感：“和美国人比较，日本人简直太严肃了，看上去都一本正经，再问下去才知道是对许多业务并不太精通，用‘假正经’形容再合适不过了。而且，日本船员和政府官员的英语非常蹩脚，说得好的也有很重的口音。”
    “不过，日本人的时间观念让人很受启发。”朱广春话锋一转，“比如超市、邮局等服务场所，都写着起讫时间。只要下班时间一到，不管是否有人需要买东西、办事情，都会一边鞠躬‘对不起，请明天再来’，一边忙着关门打烊，毫不含糊。”
    日本人的时间观念主要还是表现在守时上，如果货主和工头约好第二天早上8时开工，工头必然会在8时带领着工人前来装货。他们的守时又体现在准时上，既不允许早到也不允许迟到。给朱广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9年，他在香港某航运公司“幸运财富号”担任二副，那是一次特别漫长的航线，需要从上海经日本，10天装好钢材后抵达美国Brownsville港卸货，途经巴拿马运河抵达南美。他们首站抵达的是日本东京木更津港，当时正处港口的运输高峰，他们等不到泊位，无法靠岸卸货，只有在靠近外港的海域抛锚在指定锚位上等待，第N天，有泊位了，日方根据法律规定通知日本的引水员（Pilot）指引靠岸，时间为6时整。据估计，从锚位到泊位大约需要航行20分钟时间，当日本引水员驾船到达“幸运财富号”边进行Pilot Board作业时，朱广春特意看了一回表，自己都吓了一跳：“正好6时整，竟然是一分不差！”

“我看见了泰坦尼克号”

    为了更好地保障船舶的良好营运，中海集团近年实行的是国际通用的“人船分离”的人事管理模式，换句话说，船员并不知道下一条航线他将会作业哪个国家的哪条货轮。
    朱广春说，我国正从海运大国迈向海运强国，船舶工业发展迅速，他最近作业的接近10万吨级的“振兴号”巨轮就是国产的，船身有239米长、32.2米宽、44米高，货舱有19.7米深，可载重7.5万吨，加上船自重1.5万吨，满载排水量为9万多吨。他见记者不解，打了个比方：“美国的大型航空母舰8～10万吨级，英国的轻型航母甚至不足两万吨的最大排水量。我在美国西海岸洛杉矶港进行靠岸作业时，就擦肩而过两艘轻型航空母舰，长200米左右，宽30米左右，看上去确实很壮观，但就装载能力来说，这两艘航空母舰加起来也就是振兴号的1/2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前往参观。”
    “在洛杉矶港，我还看到了泰坦尼克号！它静静地停泊在港湾，真的是古色古香啊！”朱广春开心得像个孩子，“当然它是为了拍摄电影而复制的，应该比撞冰山的那艘邮轮原型小一号。”

“天下的穷人帮穷人”

    谈到美国人，朱广春说：“就工作而言，美国人最好打交道，他们似乎个个健谈、幽默，即便是学识很高的工作伙伴，也经常开玩笑。不过，美国南部一些城市的黑人语言实在饶舌，我们经常要他们写下来才懂，陪同的当地司机说，‘不要说你们外国人了，就连我们都听不懂。’我们都乐了。”
    在生活上，大多数美国人也非常热情，所以在美国乘顺风车非常流行，朱广春也体验了一回搭车的滋味。“有一次到美国卸钢材，工人需要两三天才能卸完，晚上我们就三四人一组地上岸去玩。从港口到镇区还有一段距离，毕竟人生地不熟，一路上没有出租车，我们就尝试挥着搭顺风车的手势，但一辆一辆豪华轿车都没有停下，终于一辆卡车停了下来，是一位黑人朋友，我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天下穷人帮穷人’啊！不过我们一商量，还是不敢坐。后来一位墨西哥人开的车停了下来，我们就上去了。”

义乌货、温州人

    在和中国有海上贸易往来的国家中，朱广春到达过其中的44个，除了南部非洲，几乎到遍了。令他感受最深的是，许多国家的超市和小商品市场到处都自称“义乌货”，特别是中东国家；许多国家的中国餐馆和杂货店铺的老板，都自称“温州人”，特别是西欧诸国。
    位于波斯湾上的港口城市阿联酋迪拜，对中东市场的辐射能力非常强，华人称之为“中东香港”，那里的商业非常繁荣，社会结构多元化，许多工作岗位都活跃着中国人、印度人和白种人的身影。而在闯中东的中国商人中，义乌商人又是最活跃的一支。走在街上，朱广春的同事们就曾经在迪拜碰到义乌老乡。令朱广春备感亲切的是，迪拜也有一个类似中国小商品城的“商贸城”，那里销售的饰品和工艺品大部分是从义乌发货的。除了中东，朱广春和他的同事甚至在意大利米兰遇见了义乌人在推销服装，米兰在欧洲是义乌人较多的聚集地，据说义乌生产的服装在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两地很受欢迎。
    在埃及，朱广春也专门逛了一趟当地的步行街，整条街都是小商品，几乎所有的小玩意儿都是“Made in China”，印象最深的就是形形***的打火机，跟义乌小商品市场卖的别无二致，不过，这里的义乌人倒不多。
    在葡萄牙里斯本逗留期间，朱广春发现，这里一些开餐馆和杂货铺的都自称是温州人。朱广春和其中一位小业主握手时开玩笑：“我是浙江人，你要说实话，温州哪里？”他这才交底：“我是丽水青田人，因为在国外温州人比较团结、名声远扬，我们这样自称温州人做生意会比较好做。”
    朱广春在西班牙北部一个小港口还遇到了一位福建的朋友，他在国外打拼了7年，先是在首都马德里打黑工谋生，然后随大流卖义乌货，因为竞争激烈生意越来越难做，后来独辟蹊径从西班牙运鳗苗回国赢得原始资本，总算在这个南欧国家站稳脚跟，后来落脚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一个小城市，开了一家景德镇瓷器店，兼营小百货，把家乡的亲戚也接了过来打理。现在他已经买了一辆3万欧元的欧宝汽车和一套30多万欧元的按揭楼，加上10多万欧元的百货生意，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
    在国外船体装卸的时候，朱广春也碰到过一些靠做苦力等绿卡、生活在底层的中国人，一个月只有区区300欧元，虽然包吃包住，但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遣返回国。

千里迢迢找石油

    在10年的远洋经历中，让朱广春最匪夷所思的一件事———他碰到了一位真正的温州人，他只身一人前往西非和北非寻找石油。
    当时朱广春的巨轮停靠在北非小国突尼斯，他们和往常一样到岸上到处游走，突然看到一个40多岁、风尘仆仆的男子直冲过来，激动地和他们握手，大叫：“三天了！我在这里做哑巴！今天我终于看见中国人了！”原来，他来自温州，当地一些小业主委托他到非洲考察石油市场，但他既不会说英语更不会说阿拉伯语，甚至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有的国家可以向领事馆询问，有的地方找不到人问就这么漫无边际地游荡。
    这天，他刚从西非转了一圈来到北非，仍旧一无所获。不过，这位老兄自我解嘲地对朱广春说：“找到石油回国告诉他们前来投资，找不到石油就当旅游一趟吧！”

4小时钓上50条鱿鱼

    朱广春说，基本上一次远洋就要往返数次太平洋和大西洋，穿越两次苏伊士运河或者巴拿马运河，需要花费4个月到12个月，除去到岸国逗留的天数，大部分时间待在船上。作为大副，他一天要值班4小时，如果是晚上，值班时只有一个人坐在驾驶舱，面对浩瀚的海洋，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海上的生活也并不都是沉闷的，除了看壮观的海上日出，最通常的解闷方法就是钓鱼比赛。“这次随‘振兴号’到印尼，在马六甲海峡的加叻，船舶没有泊位，只好在Karak湾锚位抛锚，因为巨轮装卸货有时候要持续几周，我们始终得在海上锚位等候，大家就拿起特制的海上鱼竿钓鱼比赛。我拿了一根专门钓鱿鱼的环形鱼钩，上面不用任何鱼饵，但环绕鱼竿一圈的鱼钩银光闪闪的，不一会儿，凶猛的鱿鱼就猛扑上钩了。垂线，拉钩，就这样，4个小时就钓上五十几条鱿鱼，其中还有一条是海蛇呢。再一看二副，他更厉害，小黄鱼装满了七个蛇皮袋。后来，我们吃了好几个星期的涮鱿鱼、烤小黄鱼。”
    谈起海上生活，朱广春总是笑眯眯的：“白天运气好的时候可以看见鲸鱼在喷泉，那家伙好几吨哪，可比想像的大多了！”

海上小偷下手贼快

    在座一位女孩好奇地问他：“你这么多年航海经历中，有没有遇到过海盗啊？”
    “这倒没有。不过，停泊或者抛锚的时候最怕的是小偷，海上小偷下手真是贼快。”朱广春回答。
    在印尼，中海的船舶就屡屡被盗，因为特别配备了防盗人员。这次停泊印尼时，朱广春让工友做船舶的日常维修保养工作，突然天降暴雨，船长让工友和防盗人员都撤回岸上来，过了一小时，雨停了，大家跑回船舱，一清点，17桶油漆没有了，不过更昂贵的电子设备都还在。“在印尼，我就见过小偷开着小船靠近其他货轮偷割缆绳，要知道一条尼龙缆绳的价格就是一万元人民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