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海事网

古代港口图景①。

古代港口图景②。

古代青龙港。王成兵 供图

宋代泉州市舶司。王成兵 供图

古代泉州港口船舶川流不息。

青龙镇市舶务。王成兵 供图

□ 特约记者 王成兵

对外籍船舶的管理，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主权国家都十分注重对外籍船舶的管理。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我国除在近代丧权辱国的100多年间失去对外船行使主权外，均对外舶实施了主权国家应有的监管职权。

我国古代对外籍船舶施行管理始于唐，至清朝前期消亡，前后历经近千年的嬗变，其管理机构称之“市舶司”。了解古代对外来商船管理，对我们较好地完成国家赋予海事部门对外籍船舶管理使命，具有一定的深远和现实意义。

A

机构的设置与演变

据史料记载，我国对外舶管理始于唐代。唐以前，我国海上贸易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远比不上陆路贸易的重要，东南沿海虽有海上通商往来，但却没有专管外舶的独立机构。

《梁书》说“…….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这说明在南朝以前，海上贸易尚处于自流的状态。到了唐代，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对外活动的频繁开展，海门大开，外舶衔尾而来。随着海上通商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逐步上升到了重要地位，外舶管理机构便应运而生。

我国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的江口一带，唐时出现了一批重要的海外通商港埠。这些地方，国际贸易比较活跃，外国商船来往频繁，因此对外来商舶的专门管理机构——市舶司先后在这些港埠问世，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对外来船舶管理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繁荣一时的扬州港，在当时的国际通商中，地位相当重要，因而也设立了有类似于市舶司的对外管理机构。

入宋以后，中国与海外的市舶贸易较快地发展起来。北宋初年，朝廷特派使臣到南海诸国招徕外商，很快便和大食(阿拉伯)、古逻(在今槟榔屿南)、阎婆(爪哇)、占城(今越南中部)、三佛齐(在今苏门答腊)及印度等国建立了贸易关系。当时中国以“金银、纲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海外的香药、犀象、珊瑚、银铁、玛瑙、车、水精、蕃布、苏木等物”。至南宋时，政府的对外贸易，全都集中于大食、印度、东南亚及日本、高丽等国。到元代，同上述各国仍保持着海外通商关系。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宋元对外舶的管理事业也跟着兴起，机构日益健全。两宋及元代先后在长江流域内的杭州、明州、澉浦、江阴军、温州、秀州、华亭、上海等地建立了路、州一级的市舶司与市舶务，其中以杭州、明州、上海三处在流域市舶机构中最为重要。

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吴越自献版籍，纳土于宋。由此素以海外贸易繁盛著称的杭州归入宋的版图。为了加强对外来商舶及其货物贸易的管理，同年，北宋朝廷在吴越长期经营的杭州易务基础上.建立了两浙市舶司，为路一级的市舶机构。当时，舟船从杭州、明州起航可通往日本、高丽。唐五代时，就常有新罗、日本，占成、大食诸国商舶往来。雍熙年间太宗发布诏令说：“商人出海外警国贩易者，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这表明当时两浙市舶司已有权给出海商舶签发通行证件。北宋末年，两浙市舶司几经变更。淳化三年四月“移杭州市舶司于明州定海县，以监察御史张肃领之”。成平二年九月“令杭州、明州位置市舶司”，两浙市舶司分置于杭、明二州。熙宁九年“罢杭、明州市舶”。崇宁元年“复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旧额”。

南宋初，曾一度将杭州两浙路市舶司合并入转运司。建炎二年又复旧制。绍兴二年又将两浙市舶司移至秀州华亭县。杭州保留市舶务，改称临安府市舶务。其后，又将临安府市舶务改名为“行在市船务”，并“于浙江清水闸河岸新建，牌曰行在市舶务”。地处海滨的海盐县澉浦镇，有很好靠泊条件，作为杭州的外港，经常有外舶靠停。淳祐六年在镇东海岸设市舶官，十年置场”。乾道元年又在江阴军、秀州、温州等地增置市舶务。庆元年间，一度关闭，外舶事务均集中于明州。元军攻占杭州后的第二年，基于澉浦外舶来往频繁，朝廷立即在此设置市舶司。《元史·食货志》载：“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马可·波罗说澉浦港口优良，“所有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都在这里停泊”。至元二十一年，元“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至元二十九年八月，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课税提举司。以后杭州海外贸易及外舶等管理事务，由税务司兼管。

宋元的市舶机关，称“提举市舶司”。简称“市舶司”或“舶司”，主管官为“提举市舶”简称“市舶使”或“舶使”。《文献通考》卷62载：宋时旧制，市舶官一般多由州郡百忙兼任。元丰年间开始命转运使兼提举，其后才专设市舶提举官。市舶司、市舶务有文职人员和都税务武职人员及蕃长等人。

明代后期到鸦片战争前夕，历代王朝不鼓励对外经商，对外断续实行海禁，海门开闭不定，限制了对外通商，明时在太仓黄渡设置的黄渡市舶司及在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复设的市舶司，也因日本倭寇自元以来一再出动大批武装海舶侵犯我国沿海地等原因也相继停闭，遂跌入衰亡境地。

B

管理和机构职官

唐代，繁荣一时的扬州港，在当时的国际通商中，地位相当重要，因此，也设立了有类似于市舶司的对外管理机构，主要是执行外舶管理工作任务。文宗《大和八年疾愈德音》载说;“岭南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流通，不得重加率税”。这说明当时对外舶征收一定的税金，但税率不重，管理是比较宽松的。

宋元期间，对外舶管理机构的权限与职掌，在宋《互市舶法》与元《市舶条》中都有记载，元代于至元三十年还颁发过《市舶则法二十三条》，其权限及管理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管理进出口的商舶。外舶入港，“择官阅实其赀”，即检查船舶装运的货物。中国贾舶出海，则必须由原发港口的市舶司签发“公据”或“公凭”之类的出海许可证，并写清船舶所有权、艘数、纲首、部领的姓名及全船人员名单、货物种类与数量、护船用具与防盗兵器数量等。“公凭”上还写有不许私贩兵器，不得妄称使臣，不许冒越禁国等条规。从海外归来，“公凭”应立即交纳给市舶司。不领取“公凭”而擅自出海者，处徒刑二年。

征收关税。对外来海舶和中国商船征收关税，当时叫做“抽解”，也叫“抽分”。抽解的具体数量，因货物不同而异。宋代通常十分抽一，也有十分抽二的。据《宋史》载：南宋隆兴年间，对犀角、象齿十分抽二，……珍珠十分抽一。因风水不便，船破樯坏者，即不得抽解。元朝规定：粗货十分抽一，细货十五分抽一。抽解税是宋元政府的巨大财政收入之一，以宋代为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统计：杭、明、广三州市舶司抽解所收，仅乳香就高达354990斤。

招徕外商，收买舶货。宋元两代的对外市舶贸易部由政府垄断，禁止私人或官员直接与外商贸易。市舶司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收买舶货。太宗时，规定博买舶货一半，真宗时减为十分之三，乾道年间对犀角、象牙博买四分，珍珠博买六分。在博买活动中，许多官吏大肆作弊营利。有的私托外商捎带舶货，有的请蕃长代为传托等。此种行为一直到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才被朝廷取缔。

对抽解与博买的舶货进行保护与处理。抽解与博买的舶货，除粗重货物可在当地出卖外，其珍贵细货都要如数纲运京师。北宋初年汴京“榷易院”每年出卖剩余舶货，收入达40万缗，南宋时，市舶司抽解与博买的粗细货物，以5万斤为1全纲，运往京师临安。

为鼓励外国商舶来华贸易，宋政府规定有一些优惠、宽待外商的政策：其一是犒设外商。每年十月，“提举(市舶)司大犒设蕃商而遣之”，这种送行仪式，叫做“设蕃”。外商与外舶的主要船员，都被邀请出席宴会;其二是对促进外来商舶贸易有功的中外人员授予一定官职。如绍兴六年“大食蕃官罗辛贩乳香值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并规定有关官员凡抽买乳香“每及百万两转一官”;其三是惩治对外贸易中的不法行为。舶司官吏除按朝廷指定数额抽买舶货外，如“巧作名色，违法折买”者，允许外商向上越诉，犯者以坐赃罪论。这些措施对促进当时中外贸易，保障外商的合法利益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C

上海港古代外船管理

说起古代的对外籍船管理，不能不详细叙述今天我国最大对外贸易港——上海港旧时对外舶管理。其港历史虽晚于广、泉、杭、明各州，但自北宁末年首建市舶司以来，便大步发展，地位节节上升。宋元时期，上海地区先后有青龙镇、华亭县及上海镇(至元二十九年升为县)设立过市舶司与市舶务。

座落在吴淞江口南岸的青龙镇，在华亭县北54里，是宋代两浙路物资进出的重要港口。《松江府志》记其繁华说：“海船幅辍，人号为小杭州”。《吴郡图经续记》称：“青龙、福山，皆海道也。……闽粤之贾乘风航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市”。北宋嘉祐年间，镇北隆平寺塔建后，犹如一座引导船舶入港的航标，减少了船舶的漂沉。此后福建船舶1年能来3次，日本、新罗船舶，每年能来1次。青龙镇约于北宋熙宁年间设立市舶提举司，“宋大观元年，以镇水治兼领市舶，元至九年，罢属上海”。

华亭县，即今上海市松江县。两宋时，由于所属青龙镇的对外贸易地位上升而受到政府重视。华亭繁兴于元丰年间，时“富室大家，蛮商舶贾，交错于水陆之道，为东南一大县”。据《海关条例》载，华亭县于政和七年置市舶务官。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南犯，“华亭据江澉海，……胡马南渡，所过燔灭一空，而独亡恙”，因此朝廷于绍兴二年将两浙市舶司迁于华亭。自北宋时起，沪渎港一带沙洲逐渐发育，使吴淞江水不能畅流。又因治水不甚得法，致使上海地区水情与港口发生变迁。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以淞江风涛，漕运多败官舟，遂筑淞江长堤，介于江湖之间，横绝江流五六十里，后为泥沙涨塞，茭芦丛生，因淞江从浅，故船皆集于上海，上海因以发达甚速”。至南宋时，吴淞江航道状况越来越差，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华亭两浙市舶司只得关闭，青龙镇也日趋萧条。

上海镇，旧名上海浦。同治《上海县志》记说：“上海宋时属秀州，……熙宁七年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是上海镇”，市舶事务由州县官员兼领。南宋时，许多海舶因无法溯沪渎入青龙镇，于是都从江浦合流处南航，泊于上海镇，即今南市区小东门外十六铺岸边，上海港的对外贸易便迅速发展起来。至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始派董楷任市舶提举官。据同治《上海县志》记，当时市舶司约在今小东门内方浜河南面的光启路附近。

元定江南后，上海港的对外贸易已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元史》载说：“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触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因上海具有对外贸易的重要地位，元朝便于至二二十九年 (公元前1292年)在上海镇置上海县。“大德元年，……上海入庆元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这一变更并没有影响上海的兴荣、至正年间，上海县有户7万以上，其中有海舶、舶商、梢水5675户，均为本县籍人。元末江南爆发了农民起义，动摇了元朝在江南的统治。元军拼死抵抗，大肆搔扰，上海地区的对外通商受到很大影响。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朝廷命提举脱脱在太仓武陵桥北设立市舶提举司，外舶渐多泊于太仓。元明曾繁荣一时的浏家港至明末清初已失去了对外贸易良港的地位，时上海港尚处于发展中，一时间我国沿海及长江流域对外通商被严密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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