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船中电灯照耀如白昼，乐工奏曲不改常度，久之，乃易其欢愉之调，而为庄重之歌。歌曰：‘上帝乎，吾将近汝’。自船沉，歌声乃随之俱沉，歌声乃随之俱沉于海底……”这是辛亥革命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材中一篇介绍“泰坦尼克号”事件的文章，课本出版时，距“泰坦尼克号”事件的发生只有两个月。

　　伴随着内容的变化，100多年前的启蒙课堂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巨变”，回顾这一段历史，或许我们更能直观地理解“进步”的曲折与艰难。

　　晚清私塾

　　初级课：《三字经》《千字文》 中级课：《百家姓》《成语考》

　　请读者原谅我的无知，我一直以为废除科举考试是很遥远的事儿了，一翻资料才知道，原来它就发生在1905年，距今刚好110年。在科举制度废除前后，在启蒙教育这一行里唱主角的，当时就是私塾，当时广州就有80多家。

　　这些私塾分三类，一类是塾师要么在自己家里，要么在街面上租个铺面开馆授徒，这叫“家塾”；一类由宗族出钱，延师教学，本族弟子免费入读，这叫“义学”；还有一类是那些更有钱的人家，聘请老师来家讲课，这叫 “坐馆”。

　　不管是哪一类，课程内容都差不多，孩子刚入学，先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词句，其实是当时最为初级的识字教材。不过，现在很多人把它们当做国学经典来贩卖给公众，这就有点“着三不着两”了。

　　读完《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接下来就要读《千家诗》、《百家姓》、《成语考》……这些算是中等课程的内容。如果父母只是希望孩子学会识字算账，以后好帮补家计做买卖，那学完“中级课程”就差不多了；但如果有志于参加科举考试，那就还得继续苦读《四书五经》。不过，这已是高级课程，不能再算入“启蒙课程”的范畴了，这里我们也暂且打住不说。

　　有趣的是，在传统私塾里，先生和学生不是“面对面”坐着的。查看当年的老照片，阴暗的私塾内，先生高坐最后一排，前面几排的学生背对着他，个个摇头晃脑做读书状。这在今人看来很奇怪的安排，在当时自有它的道理，反正老师也没有什么讲解，就是一遍遍念，念到背熟为止。所以，那时的私塾总是市面上最喧闹的地方之一，用晚清年间来到广州的传教士卫三畏的话来说，私塾里的每个孩子“都像拍卖商一样大声叫喊”。

　　1875年7月一期《***》则刊登了一篇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的文章，作者对孩子们一上学就读圣人的言论表示莫名惊诧。因为在英国，没人能够想象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能够正确理解希腊罗马哲学家的经典著作。不过，后来他也发现了，其实，在中国传统私塾的课堂上，学生是否“理解”并不重要，能够机械地背诵出来，为将来的考试做好准备，才是最重要的。

　　新学课堂

　　“泰坦尼克号”故事 进入国文课本

　　1903年，日薄西山的清政府颁布了《初等小学堂章程》和《高等小学堂章程》，一方面要求各地私塾改进教学，一方面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开办正规小学堂。1905年，科举考试终于被废除，传统启蒙教材在私塾里再无“一统江湖”的能力。

　　新版《三字经》童趣盎然

　　广州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新教材流行起来的速度也特别快。在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提供的材料中，记者看到了上世纪初流行于广州的一套新训蒙教材，“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开窗门，抹台椅，洗完面，梳条辫，见先生，要叫声……”这是“新版《三字经》”；“同台食饭、手足莫横，若要饮汤，让人起羹……”，这是“新版《千字文》”；“记得细时好，跟娘去饮茶，门前磨蚬壳，巷口拨泥沙，只脚踩狮狗，屈针钓鱼虾”，这是“新版《幼学诗》”，这套新训蒙教材虽然还是文言形式，一改说教口吻，用词浅显活泼，特别符合孩子的天性，所以出版后风行南粤，直到现在很多老人家都还能背得出来。说来也巧，这套新训蒙教材的作者，就是我们曾在“先生”系列里介绍过的岭南启蒙教育先驱陈子褒。

　　1903年虽是清政府开办正规学校的开始，但在广州，新式学堂的出现要早得多。据《广东省志·教育志》的记载，早在1898年，教育名流邓家骧就在西关创办了时敏学堂，附设时敏小学；同一年，邓尔雅和杜枚叔等又在今天的高第街附近开办了启明小学，之后，路得女学、述善小学等小学先后开办。辛亥革命之后，新式学堂的开办也大大加速，到1925年，全市公立小学已增加到70多家。

　　随着革新脚步的加快，启蒙教材里也有了越来越多“外面世界”的影子。大家都知道，“海上丝绸之路”是现在的一个大热话题，其实，早在1902年出版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就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介绍，在题为《欧洲列国之东渡》的章节之下，教科书作者、一代名流丁宝书先生将“欧人东渡之原因”、“葡萄牙人之东渡”、“西班牙人之东渡”、“英法荷兰人之东渡”等历史事实一一说明，虽然每个话题不过百余字，但足以能让孩子理解历史全貌。更有意思的是，这套教科书开宗明义，要“叙过去进化之现象，为未来进化之引线”，可见进化论对当时知识界的影响之深。

　　老师坐轿子赶场兼课

　　除了“海上丝绸之路”，“泰坦尼克号”事件被写入教科书，是我这次搜索资料时的又一大发现。这一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教材用整整两篇课文介绍了“泰坦尼克号”(当时译为“铁达尼号”)遇险事件。让人钦佩的是，教材出版的时候，距“泰坦尼克号”事件的发生不过两个月时间，可见商务印书馆的反应之快。若要细究原因，那就得说到当时各书商在教科书出版市场上的激烈竞争的很多细节了，这里不便过多展开。且让我们读一段教材中的原文：“时船中电灯照耀如常，俨如白昼，乐工奏曲不改常度。久之，乃易其欢愉之调。而为庄重之歌。歌曰：‘上帝乎，吾将近汝。’自船沉，歌声乃随之俱沉于海底……是役也，船员无不以死守职，秩序井然。旅客之舍身救人者，不可胜数，妇女亦镇定，罕闻啜泣声。闻有依恋其夫誓不愿行者，船员亦听之，不相强也……”这样的文字的确能让孩子真实地体会到人性的美好。当然，到了今天，文言文的形式是不能再学了，但这些文字里所蕴含的尊严和真诚，仍然值得教育者们借鉴。

　　不过，替那时的老教材说了这么多好话，可不代表那时的教育有多完美。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总会有很多人“适应不良”。不信，让我们翻开昔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总务处主任罗宗堂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第7辑《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上。罗老先生在文中回忆道，清末民初的各家学堂，教师都有听差伺候，每当上课铃响时，就有听差走到教员休息室，鞠躬请驾，教员们这才施施然拿起粉笔，走进教室，而且，虽然各校都按章程开了图画、手工、音乐、物理和化学课，但由于老师奇缺，所以兼课者大有人在，他们往往“以轿代步”，忙起来连午饭都在轿子里解决。可很多兼课者能力也相当一般，上实验课不会操作实验仪器的，上地理历史课连挂图都没有一张的，上音乐课唱点流行粤曲小调的，在课堂上比比皆是。这些当时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也提醒着我们，千万别过于美化那个时代的教育，从而歪曲了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