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文史春秋》 2012年第7期

翻开世界近代史，曾发生过4次大海难。第一次是1865年4 月29日，美国的“苏尔泰那”号轮船在密西西比河上爆炸，罹难者1450人。第二次是1912年4月，英国的“泰坦尼克”号轮船在北大西洋触冰山沉没，罹 难者1517人。第三次是1936年10月16日，中国一艘兵舰在长江沉没，罹难者1200多人。第四次则是本文要记叙的民国时期1948年12月3日的 “江亚轮”海难事件，罹难人数超过3000人，是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特大海难。

惨烈海难

1948 年，我军集结强大兵力拉开了淮海战役大决战的架势。面对所向披靡的人民解放军，***败局已定。在***的恶意宣传下，上海谣言四起，人心慌乱，家在南方 的百姓纷纷离沪，而***在上海的高官贵戚也迫不及待携资南下躲避战争，上海汽车站、火车站、飞机场到处挤满混乱的人群。

1948年12月 3日清晨，逃难的人如潮水般向上海十六铺码头涌来，准备登上“江亚轮”号离开上海。“江亚轮”号原为日商“东亚海运株式会社”产业，原名“兴亚丸”号，抗 战胜利后为上海招商局接收，经重新装修后用于客运。“江亚轮”总吨数为3365吨，马力2500匹，航速每小时12海里，最大载客量2250人，船龄还不 到10年。船上设有特等餐厅、休息室、娱乐室，无论外观、舱内设备，在当时均堪称精良。前天上午8点30分，上海航政局技术室技术员宋金麟、童亚范对“江 亚轮”检修完毕，认为船体多处不合格，必须大修方可航行。国家招商局船务处长黄慕宗和技术室主任朱天秉来到码头，见面就询问“江亚轮”号检修情况。“如果 天气晴好、航线正确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从安全角度考虑，如果发生突然事故，该船将无法应付，我们建议停船大修。”宋金麟忙回答。黄慕宗直皱眉头说：“国 家招商局打来电话，说是上海滩上逃难的人那么多，无论如何也得让‘江亚轮’放行一次，你们看这事怎么办？”宋金麟说：“一定要出航，如果出事我们将无法担 此责任，除非处长大人通过正常手续，下批文同意放行。”黄慕宗听后也不敢私自决定冒此风险，遂征询朱天秉的意见。

朱 天秉一向是黄慕宗的军师，见黄慕宗找他讨主意，想了想说道：“您看这么办是否可以？先由两位技术员按实际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然后由您批示‘国家招商局来电 催促，实出无奈，准予通行一次，返回立即进行大修’。这样就算出了事，国家招商局也要承担主要责任。”黄慕宗连连点头，立即指示两位技术员照办。两天后， 招商局正式下文，同意“江亚轮”再航行一次，然后进江南造船厂大修。

1948年12月3日下午4点30分，“江亚轮”满载乘客，随着一阵长 长的汽笛声响，缓缓离开黄浦码头。按***交通部航政局测量后规定“江亚轮”额定最大载客量为2250人。但这一天，“江亚轮”出行报告单上所填数字是 2607人，另外，船上还有船长沈达才及下属船员工179人，载有货物175吨。仅凭这些记录在案的数据就表明，“江亚轮”已远远超出额定的运载能力。由 于儿童不需买票，还有船员偷带、逃票等各种渠道混杂上船的人，“江亚轮”当日实际载客量已超过4000人。据宁波旅沪同乡会“江亚轮”惨案善委会调查统 计，船上所载4000人也只是一个保守数字，而具体数字则没法详查。轮船驶离吴淞口，以每小时12海里的速度平稳前进，丝毫没有感觉到超载的沉重。晚上6 点45分，当“江亚轮”驶进东经31.15度、北纬121.47度吴淞口外的横沙西南白龙港东首海面水道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船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 发生了爆炸，近200年来世界上最大的非战争海难发生了……

由于爆炸发生在船体后部，船尾迅速下沉，船舱也很快进水。四、五等舱的旅客首先 遭受灭顶之灾。更为不巧的是，因为逃票的乘客众多，一次颇为严格的查票也刚刚开始，铁门将船舱紧紧锁死。由于失事地点恰为一浅滩，因此烟囱、桅杆、以及悬 挂的救生艇仍露出水面，然而慌乱中，加之天黑，竟无人去解开救生艇的缆绳。

噩耗传来，上海招商局立即派出“江静轮”和“金源利”等大小船只 赶往出事地点抢救遇难者。政府也不断派出救援船只，参与救援打捞工作。但罹难者的尸体被海浪冲卷，大多已不知所踪，绝大部分尸体面目正常似入睡状。但仍有 一些尸体因遭踩踏挤压，有的头颅破碎，有的腿断臂折，甚至有的眼球被踩掉，留下两个血窟隆。另有一具男尸由于靠近爆炸处，半边身躯被炸飞。有一个10岁左 右的女孩，双手各牵着一个5岁和7岁的小女孩，一看便知是三姐妹，她的双手紧拉着两个妹妹，至死也没松开。直到第二天下午，打捞工作才全部结束。据有关资 料记载：“江亚轮”共载客4000多人，获救者仅900人，打捞上岸的尸体1300多具，内有儿童数百人。剩余的1800多人不知去向，估计绝大多数已经 遇难，尸体或沉海底，或漂流到远洋。

参加救援的“江静轮”号大型轮船，第二天傍晚返回上海外滩招商局码头。此时，码头上已是人山人海，救护 车使劲鸣叫，“江亚轮”号乘客的亲属纷纷拥上前来，寻找自己的亲人。不久，千余具尸体被摆放在上海滩码头，等待亲人认领，其状惨不忍睹。但在那战乱年代的 多事之秋，却有人趁机***、战争财、死人财，冒充死者亲属趁火打劫，将死者随身的金条、银圆、金饰、纸币等钱物洗劫一空。随后，所有尸体转往桃源路停 尸场入殓，死者家属跟随而至，焚香招魂哭声震天。在遇难者家属要求下，搜救工作又持续了3天，又打捞出有名有姓的尸体1383具，其中男性629人、女性 414人，男童208人、女童132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参与救援的“金源利”号全体船员不顾个人安危拼死相救，从死神手中夺回435条生命，船主张翰 庭也因此被授予“上海荣誉市民”称号。

欲盖弥彰

此次大海难中，遇难者大多数是宁波人，在打捞完毕之后，丟弃的衣服、***、行李等遗物漂 满海面。这不仅是中国近代航运史上最大的惨案，也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惨案。翌日，上海、南京、宁波等地各大报刊都用头版头条，冠以大号黑体字醒目标题发 稿，争相报道了这一惨烈事件。消息传出，顿时社会舆论大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国际都强烈要求当局迅速查清失事原因，惩办责任者。那位上海 航政局局长、国家招商局航务处长黄慕宗和技术室主任朱天秉，更是坐卧不安，吃喝不香，担心自己违反大修规定放船出海招来杀身之祸。

1948 年12月7日，上海招商局特邀中国渔轮公司副经理顾久宽、总工程师朱天秉，上海轮渡公司副经理周启新、轮机师总会理事长陆炳良，中国造船工程会理事长、中 华造船厂经理杨俊生，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主任、民生公司总工程师叶在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柴志明，美籍专家格莱登极博士等14位专家及航政、监察等 部门的代表，乘船前往失事地点勘察。事后，又邀集海军第一军区司令部、引水公会、船只碰撞委员会等部门代表，多次举行调查审定会。多数专家认为：爆炸点距 锅炉房还有几乎20米距离，因此排除锅炉爆炸引发船体炸烂沉没的判断。

1949年2月14日上午，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派出检察官曹鸿、虞炳 铨参与侦察，同行的还有夏功楷、孟时俊等4位律师。经过检查，“江亚轮”被炸裂口长约9米，裂口处的钢板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形状古怪，是巨大的 爆炸引发的。而一般携带的小型定时炸弹或旅客夹带的其它爆炸物，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爆炸威力。

经多方协查，大多数意见都趋于遭鱼雷袭击或误 触水雷。但鱼雷是发至飞机，还是军舰？当时，***的敌对势力是共产党，但共产党的军队还没有空军和海军。再说，共产党为的是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不可能 去海上轰炸平民乘坐的船只。最后只剩下一种推测，那就是碰上了漂流的水雷。时任中国渔轮公司副经理顾久宽在答《新闻报》记者提问时认为：“‘江亚轮’此次 爆炸惨案，可能是碰上一种战乱遗留的漂流水雷。若干月前，大西洋上曾有类似‘江亚轮’号惨案事件发生。”海军方面也认为：“白龙港附近航线为本埠连接外海 咽喉，每天进出口船只数以百计，如果是固定水雷，早就发生爆炸。漂雷随风潮而动，触船爆炸，谁撞上谁倒霉……”但如此种种说法，也只是推测而已。

这 是一桩令***当局伤透脑筋的惨案。虽说触撞水雷是“江亚轮”号沉没的主要原因，但就当日客轮严重超载这一条，足够追究招商局有关责任者渎职之罪。还有抚 恤遇难者家属金额巨大，***上海市政当局也无力赔偿，惟有采用躲避拖延战术。社会上同情遇难者的人士配合遇难者家属，成立了“江亚轮”号惨案善后委员 会，向当局提出合理赔偿条件，并要求严查超载责任。但招商局来了个“搅稀泥”，既不拒绝也不表态，以“失事原因尚未查明”为借口，想将此案无限期拖延，不 了了之。遇难者家属在一等再等没结果的情况下，决定采取集会方式向当局施加压力。

1949年2月8日，一直住在西藏路等候处理结果的宁波同 乡会500多名遇难者家属，在善后委员会联络组正副组长***林、王耐寒统一组织下，分别乘坐汽车前往广东路20号招商局***。招商局听说遇难者家属来了 500多人，忙传令紧锁铁门停止办公，遇难者家属因铁门紧锁没法进入，找到招商局董事长刘鸿生和总经理徐学禹家中，两人早已带着家眷逃避。招商局的这种丑 恶行径，更是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决定釆取更强硬的行动。第二天一早，遇难者家属增至800多人，他们自带干粮，在招商局大门外静坐。招商局仍采取“龟 缩战术”铁门紧闭，一直坚持到中午，招商局仍不见任何动静。***林、王耐寒眼看坚持静坐徒劳无益，于是让死难者家属采取强硬行动，派一部分死者家属到招商 局四川路售票处，一拥而上将交通阻塞，使售票业务被迫中止；一部分人买来10多口空棺材，依次摆在招商局3处大门口。死者家属披麻戴孝，焚烧纸钱哭声震 天，过往行人驻足观看，为死难者家属助威。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招商局这下可慌了神。总经理徐学禹急忙打电话给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请他速 派特种警察前往***。很快，10多辆警车呼啸而至，这些“黑猫警察”不问青红皂白，凶神恶煞地冲入人群棍棒齐下殴打***者，并将死难者家属分割驱赶。仅用 了一个多小时，所有死难者家属均被强行押上卡车送返原处，一场***风波暂告平息。但仍有10多名死难者家属气愤至极，强行返回招商局门口哭闹，后***察 逮捕关押。其中有一位名叫陈小美的女士，大骂当局丧失人性、猪狗不如，结果被抓去吃了好几个月的官司。

事态稍微平息后，徐学禹害怕死者家属 再来***，急忙向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和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汇报情况，请求给予支持。此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全部结束，***赖以维持其***统 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歼灭。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百 万雄师集结长江北岸，渡江战役即将打响。在这兵败如山倒的时候，***逃命都还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百姓死活，更谈不上掏出重金安抚特大海难事故家属。

吴 国桢与陈大庆当即表示支持招商局拖延此事的处理办法，等时局稳定再做处理。徐学禹得到上海军政双方的支持，态度立即强硬起来。他向死者家属声称：在责任未 明确之前，决不赔偿抚恤金；即使责任判定，也不能接受遇难者家属提出的赔偿金额和条件。同时，他还威胁要追究遇难者家属妨碍公务、破坏航运安全的重大责 任。此种倒打一耙的恶劣行径，欲盖弥彰，人们不禁要问：“遇难者家属的合法权益不仅得不到保障，而且还遭当局反告，国民政府天地良心，公理何在?”

惊人内幕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江亚轮”残骸的打捞工作。***亲笔批示：“一 定要将‘江亚轮’捞出水面告之天下，还死者家属一个公道。”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多次指示上海有关海航部门进行打捞。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清理航 道，决定打捞被炸裂成两段的“江亚轮”。工程由上海航务工程局承担，从5月13日开始施工至8月30日，沉船的后半部分被打捞进港。10月29日，沉船的 前半部分也被打捞至宝山附近浅滩搁置。此次打捞，前后历时160多天，终于使沉没8年之久的“江亚轮”重见天日。

按照上海市政府的指示，上 海打捞工程局成立了专门的骨骸、物资搜集小组，仔细搜寻沉船上的尸骨和遗物，并将这些遗骨和黄金、银圆、首饰、钢笔、手表登记造册。据《上海地方志》记 载：不论是一片残损的骨骸，还是一件很小的首饰，都要想法设法将其捞出。有的死者头骨里满是烂泥，打捞工人不怕脏臭，用水冲洗干净后装箱，所有捞获的物 品，均由拾到人、搜集人会同行政领导三方当面清点盖章密封，然后送打捞工程局保管，统一交上海人民委员会处理。

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共捞获不完整的骨骸2大箱、4小箱，各类首饰上千件、大小金条21根、小金块5块、金镯51只、金戒指228只。此外，还有钻戒、宝石戒、银圆、银器、外币等。这些物品除其中少数有私人印记可辨认外，绝大部分无特殊标记。

“江 亚轮”的打捞工作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更牵动着死难者家属的心。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及上海打捞工程局，打听工程进展和“江亚轮”沉 没原因，希望能寻回亲人骨骸，让他们回归故土。也有人提出希望能亲眼看到打捞上岸的“江亚轮”，并在沉没现场吊唁死者。据《上海地方志》记载：曾在*** 中央银行当过职员的黄体安，他的母亲和怀有身孕的新婚妻子均惨死在这次海难中，亲人的尸首始终没有找到。事后，他曾多次跑去黄浦码头徘徊、眺望，沉痛地度 过漫长阴冷的冬季。当他得知人民政府打捞“江亚轮”的消息，激动地写信给打捞局，并亲赴打捞现场，经多方辨认终领回老母和妻子的遗骸。人民政府非常体谅 “江亚轮”死难者家属的心情，联合组成处理捞获骨骸和物资委员会，在海关大楼设立办公室，专门接待遇难者家属来信、来电、来访。两次组织遇难者部分家属和 脱险生还者前往凭吊打捞上岸的“江亚轮”残骸。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多次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死难者家属的意见和要求，决定在清明节前在上海永安公墓为“江亚 轮”死难者举行骨骸安葬仪式。方形高大的墓碑上，四壁刻有遇难者的籍贯、姓名，让后人永远铭记这次大海难。

1957 年3月19日，2000多名死难者家属带着鲜花和香烛，前往永安公墓参加遇难者安葬仪式，凭吊亲人。当他们看到花岗石的墓穴和装着亲人骨骸的朱漆骨灰盒， 高大的墓碑刻有死难者籍贯、姓名时，忍不住流下了既辛酸又感动的热泪，心灵深处得到极大的慰藉。接着，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又把捞获的有具体标记的饰物发还死 难者家属沈德甫、陈济南、李银娟等手中，当他们接过这些沉没达9年之久的遗物时，早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80多岁高龄的沈德甫老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说：“***腐败无能，哪管人民死活。共产党专为人民办好事，真是千古少有，千古少有啊！”令人遗憾的是，在上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那场“破旧立新”文 化运动中，***分子掘墓砸碑，永安公墓从此消失。

1957年4月，“江亚轮”被送往江南造船厂进行彻底修理，停放搁置。时隔失事18年之 后的1966年11月，“江亚轮”再次被修理，改名为“东方红8号”，继续在海上航行。后来随着科学技术和我国造船工业的发展，“东方红8号”再也不能适 应海上航行需要，于1983年正式退役，仅供参观。2006年6月，“东方红8号”被转卖给温州拆船个体老板吴金龙。当年7月8日，工人在使用氧焊拆卸船 体时，不慎引燃机舱油污导致大火，虽经扑救但船只已被烧得面目全非。2001年春节前夕，该船残骸被全部拆除，当废钢铁出售。最后，整条船体仅存原“江亚 轮”的一只木制轮舵，新主人吴金龙将木舵送由浙东海事民俗博物馆收藏，成为印证此次特大海难的惟一实物。

“江亚轮”这桩震惊世界的特大海 难，多年来一直是一件历史悬案。1981年5月，原招商局总经理胡时渊在缄默33年之后，终于吐出一个惊人的内幕。他在《航海》杂志上发表的题为《我所知 道的“江亚轮”沉没真相》一文中称：上海解放前夕，招商局董事长徐学禹曾在国际饭店宴请原***海军司令桂永清吃西餐。席间，桂永清讲起“江亚轮”在吴淞 口外沉没一事，是被***海军飞机炸弹击沉的。文章说：1948年12月，***上海海军航空兵的一架轰炸机在飞往海州执行任务后，返回上海高昌海军基地 吴淞口外上空，机上悬挂的一枚500磅炸弹因安放欠妥而脱钩堕海，“江亚轮”此时恰好驶进这片水域，炸弹坠入右舷水中，被正在行驶的客轮产生的引力吸向船 体引发爆炸。事发后，***当局为推诿责任，将此事件当成绝密严加封锁。直到1949年4月，真相才被揭露。

胡时渊之说，与当时“江亚轮” 发现裂口处的钢板上部向外翻出，下端却又向内凹进的炸裂口十分吻合，有人因此认定就是***海军飞机炸弹击沉的。但这毕竟是一家之言。但文中提到的情况透 露人桂永清，于1954年在台湾去世，原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当时人在美国，后于1984年去世，撰文人胡时渊也于1994年相继去世。当年能接触海难真相 的人，即便还活着如今也已是上百岁，为数稀少，要找到他们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江亚轮”海难之谜，有待人们去破解。但无论如何，人们都永远不会忘记 20世纪中叶民国时期的这次特大海难。

(责任编辑：朱晓时)

原文来源：http://cul.cn.yahoo.com/ypen/20121023/1381408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