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组

　　　　“没有海员的贡献，世界上一半的人会受冻，另一半人会挨饿。”国际海事组织对海员这样评价。2007年7月11日，在中国的第三个“航海日”里，我们带您走进海员的真实生活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忍受着晕船的折磨远航；与风暴、海盗作殊死的搏斗；在异国他乡，遭遇战争的阴云；在家里，还得面临妻离子不认的伤痛……这就是远洋海员的真实生活写照。连日来，我走访了南宁市远洋船的多名海员，感受到这个特殊群体生活的离奇和艰辛。

　　香港线

　　桂西船厂，一片水渍渲染的老宿舍。

　　邓凤仁是这里一名退了休的老船长。１６年前，３２１６号香港线“处女航”，他就是这艘船的大副。直到退休他都没有离开这条航线。

　　邓凤仁说，香港的物价是相当高的，海员最怕的就是在异乡生病。有一次，船上的大副得了肠胃炎，已经７天无便，不得已进了医院。结果才住了一天，医疗费就花去了三四千港币。“医疗费大部分都是海员自己负担的，所以我们都不敢得病，如果是工伤，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啊！”邓船长感慨地说。

　　跑港澳线辛苦，但是收入却是微薄的。据了解，船员们每天的伙食标准是每天４．５元，“这在香港连青菜都买不到。”所以海员要自己再出４元才勉强混个饱。跑趟船，抽取的营运收入，除去油费，海关检查等费用也剩不下多少了。一船９个人，钱分下来就没有几个了。现在货源没有以前好，有时还会亏本。

　　跑香港这么多年，香港的繁华给邓凤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香港不愧有“不夜城”之称。不仅在街道上灯光亮如白昼，在码头更是一派热闹景象。特别是在国际码头、现代码头，停泊着从世界各地开来的大船，就亮起各种信号灯，绚丽了香港码头的夜空。

　　这种繁华仿佛与船员无关。３６１５号船船长林石新感慨地告诉我，３６１５号船上共有９个人，常年日晒雨淋，船上的人都是清一色的黑。这些“非洲人”整天都相互对着，“看都看烦了”。在港澳线一带跑船，除了靠岸加油、取得供给，对海员上岸的规定很严格，海员是不能随便上岸的，大多数时间海员都要呆在船上。

　　海盗

　　广西海洋运输公司，我见到了远洋海员李健。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已经跑了６年远洋，足迹到过东南亚、欧洲、中东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李健谈到出海的第一感受时说：“晕船。我们公司１００多人只有几个人不晕，有的人黄胆水都吐了，还想吐，感觉码头都是旋转的。”李健第一次出海就是４个月，变得又黑又瘦，家里人都不敢认他了。

　　生理反应让人难受，而在海里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就让海员谈之色变了。

　　１９９７年金融风暴以后，东南亚经济一度衰退，马六甲海峡一带就常有海盗出没。李健他们的船经海峡时，有时是夜晚。船上就要派两个人值“海盗班”，一个晚上轮两次班，每个班４个小时。一旦发现有可疑船只跟踪，就要立刻拉响警报。让海员头疼的是，海盗一般都装备精良，有枪有刀。海盗船的动力推动比较先进，速度比一般的船要快上两倍，简直防不胜防。船员们手无寸铁，只能用消防栓对抗海盗，甚至免不了“破财消灾”。他认识的一位广东的老船长就曾遭遇海盗，海盗甚至对一些抵抗的船员残忍地割掉耳朵或者鼻子等器官。

　　漂泊在国外的船员们，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把生死度外了，但还是有过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

　　１９９８年海湾战争爆发，当时他们的船正从埃及运白糖到伊拉克，中途被如临大敌的美国大兵拦住检查，“当时头顶是直升机，旁边是驱逐舰，气氛很紧张。”经过一番繁琐的检查，他们的船才顺利被允许通过。

　　还有一次他们途经斯里兰卡，正逢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反政府组织和政府军交战。船员们亲眼看到了首都科伦坡最高的两座大楼被炸，其中一座的玻璃已经全没了。斯里兰卡历来与中国交好，所以对于中国的船只，斯里兰卡都尽量地简化了手续，很快地“ＰＡＳＳ”（通过），使他们得以尽快离开，而其他国家的船只就不一定得到这种“特殊礼遇”了。

　　据船员们介绍，以前远洋船是不允许带家属的，２００３年４月开始国务院颁布规定，允许带家属，但是现在愿意带家属出海冒险的海员几乎没有。

　　偷渡与台风

　　碰到偷渡者也是很麻烦的事情。１９９７年以前，偷渡到香港的现象比较严重，常有人会从香港“借”路到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但是回归以后，去香港容易多了，偷渡的人也比以前少了。对于走远洋线的海员来说，情况就要比香港线复杂得多。除了防海盗，防偷渡也让人大费脑筋。船虽然在海外，但却是自己“移动的国土”，丝毫不得马虎。

　　有一次，李健所在的船，从欧洲的一个港口出发１天多，从船舱里揪出两个３０岁左右的男子。他们是见船就上，到下一个码头就下，无论什么国家都行。

　　无论海员如何劝说，这两名男子就是死活不肯下船。海员们都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费了一番周折后，终于由两个船东代表通知水警把两个男子带走。

　　大多数海员都经历过台风，提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无风三尺浪”，海上风浪之大令人难以想象。

　　海员梁钦汉说道，有一次他们的船出海，正要离开码头，才收到台风的通知，但是要回去已经来不及了，船只能努力地往前开，但是开了１个多小时，回头看时，居然还在码头的前面不远处。

　　跑远洋的船对台风的体会更是强烈。“大船怕涌，小船怕浪。”涌就是从海底涌上来的暗流。一般大涌最高可以有１０—１５米，相当于三层楼高，仿佛一排小山压过来。涌大的时候，有五六层楼高，船头就在海水里起伏不定。特别是在菲律宾一带就是风暴的发源地，有时船在那里简直寸步难行。

　　李健提起很有传奇色彩的“伊岭号”船。当时是广西最大的船，重达２．８万多吨。１９９８年在波罗的海，刚出海的“伊岭号”等５条海船就遭到了特大的台风灾难，由于风浪太大，救援人员根本无法靠近，“基本上就是自生自灭了”，与风浪整整搏斗了３天３夜，５条船只剩下两条，其中一条就是“伊岭号”。

　　异国他乡　　

　　在交谈中，李健告诉我，在他乡感受最深的、也觉得最亲切的，莫过于经过北欧时。

　　丹麦的人民对船员非常的关心，只要船一靠岸他们就会有人主动到船上来询问是否需要他们的帮助。他们还有市民自发组成志愿者到船上慰问海员。比如，送些食品、医药等。在国外，特别是在印尼，船员们常常看到华裔，那些华裔虽然很关心海员，他们往往叫祖国来的海员转卖啤酒给他们的，“他们在岸上做生意，日子过得也不容易。”

　　在深圳有个国际海员俱乐部，那是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员娱乐放松的最佳地方，但俱乐部每晚收费在２００元以上，很多海员都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他有一次到丹麦的港口码头时，一位７０多岁的老太太开车到码头接船员到她家去游玩，而且一切都是免费的。他还说，北欧的海员俱乐部是不收费的，那里的环境非常的幽雅，没有人去打扰，很安静，是海员放松心情的最佳地方。

　　很多国家都有人们说的“红灯区”，但李健说，中国的海员很少去涉及这些，因为中国的船只对船员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让海员最难忘的，就是在异国他乡突然碰到“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每到一个地方，只要遇到祖国的同胞，海员们就像遇到多年的老亲戚一样。

　　跑过远洋的韦萧军说起一件事情，那是在加纳，韦萧军等一群海员在俱乐部喝酒时，碰到了在那里陪酒的两个中国女子。她们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高校。１年多前听信了南非“遍地黄金”的神话，不远千里偷渡到加纳，结果被蛇头扔下，又找不到工作，只能沦落为妓女，过着非人的生活。两位女子哭求韦萧军所在的船带她们回国，但是因为不合规定，他们也没有办法，现在他仍然忘不了那两个女孩子绝望的面孔。

　　海员的两怕

　　南宁市航运公司的老谢，从１９９６年后就不再跑船，但提到跑船人的故事还是百感交集。

　　上世纪８０年代他跑内河，还用的是驳船，就是没有动力系统，需要靠机船拉动的货船，一个月才能梧州到南宁往返一次。而且八九十年代的货源比较充足，常常在家呆不到一个星期就又要出船。

　　老谢说，由于在家的时间太短，海员也有两怕，一怕孩子学坏，二怕妻子红杏出墙。由于常年跑船，与家人聚少离多，根本无法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好不容易回家一趟，看到孩子长大变样，都不认得了。而令他们心酸的是，孩子也已经不认得自己的父亲了。

　　有一次，老谢回到家，听到孩子稚气地告诉母亲：“有个陌生的叔叔到你房间去了。”他听后心里真不是滋味。海员的妻子因为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说到这里，老谢不愿再多说，只摇摇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老谢现在正在和妻子分居。“早知道当时不结婚，一个人可能还轻松一些。”

　　航运公司的海员很多都是３０岁以上才结婚。“跑船的哪有时间谈恋爱，而且姑娘也不喜欢我们跑船的，经常不在家，被窝还没捂热就又要出船了。”老谢苦笑着说。

　　跑远洋的海员８０％都会喝酒。“喝酒是老船员传下来的规矩，而且船上生活太苦闷了，借酒浇愁！”老谢说，现在他不跑船了，酒也戒了。

　　３６１２号第二任船长胡国辉，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跑港澳线的货船。１０多年来，“早已经习惯了船上的生活”。胡船长淡淡地说。让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对子女的教育了，作为父亲，他没有时间照管孩子，家庭的琐事全都由妻子操劳，“我心里很过意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