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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2000年的救捞体制改革方案，救捞队伍都可能不存在了，何谈现在的3个‘三位一体’发展规模？”在前不久交通运输部救助打捞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后，被记者“截住”的交通运输部原安全总监、救助打捞局原局长宋家慧说。

和几年前刚从部安全总监、救捞局局长岗位上离开时的状况相比，这位为国家工作了49年的长者看上去只是头发斑白了一些，精神依然抖擞，说话仍然声如洪钟。

“能为国家、社会做一点事，我感觉到很充实！”宋家慧说，最充实的当属任部救捞局局长的12年，其间所亲历和推动的那场救捞体制改革，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

改革

实事求是的充分体现

“我一上任，就面临着救捞体制改革问题。”宋家慧回忆，改革方向主要是将救助和打捞职能分开，并计划把救助职能单独拿出，组建由交通部直接领导的公益性救助队伍，人数很少。因为改革前，救捞发展坚持“保障救助，多种经营，广开门路”原则，平时救捞队伍大多在生产第一线上，1999年11月24日，“大舜”轮在烟台海域翻沉后，距离最近的烟台救助局也难以派出一艘现代化救助船实施有效救助，造成264人遇难，即“11·24特大海难事故”。

这是血的教训。痛定思痛，但改革到底要如何进行？

宋家慧介绍，交通部最初上报国务院的改革方案是“事企分开”，就是把打捞局所有生产经营内容剥离开，与北京所属的中国海洋工程公司剥离，组建成为中国海洋工程总公司，而公益性的救助职能部分只剩下几百人。如果那样拆分，救助队伍是单独存在还是并入其他系统，都很难说。

他清晰地记得带队深入一线调研时，感觉到无论按照什么方案进行改革，都需要认真斟酌、正确判断，一招失误就很难挽回。在调研时有职工提出：“可不可以考虑既把救助和打捞分开，又不把打捞变成企业，实行‘事事分开’呢？”此方案呈报给部领导班子后，各方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最终要感谢时任部党组书记、部长黄镇东领导下的部党组，最后阶段作出了正确决策，采纳了救捞系统‘事事分开’的改革建议！”提起当年的决策过程，宋家慧仍然有些激动。

于是，按照“事事分开”原则，交通部上报给国务院的报告又重新起草、递交。2002年8月12日，好消息传来：国务院批准了交通部第二次上报的救捞体制改革文件，即“8·12批示”，确立了救捞体制“事事分开”改革原则。

“正是有了这个改革方案，才形成了今天三个‘三位一体’的中国救捞规模和特色，即救助、打捞、飞行‘三位一体’的队伍建制；空中立体救助、水面快速反应、水下潜水打捞‘三位一体’的综合功能；人命救助、财产救助、环境救助‘三位一体’的岗位职责；也形成了中国特色救捞核心价值观。”宋家慧说。

创新

秉持忧患意识 不断进取

在宋家慧看来，“有为才有位”。多年来形成的救捞文化，就是这样一种忧患文化，要求救捞人永远在忧患意识下不断开拓进取。

“我们坚持‘四个主动’，即主动出击、主动作为、主动迎接挑战、主动承担责任。”宋家慧说，在忧患中求发展，在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不断创新，不断作为，救捞系统因此取得了长足进步。

动态待命制度就是很好的例子。

据了解，刚开始提出动态待命设想时，宋家慧反复征求了各方意见，同意和不同意的都有，但最终还是形成了救捞干部职工上下一致的意愿：把有限的资源放到经常出现海事救援的区域去，最大限度减少救助里程，提升救助效率。

宋家慧（左一）在“德洋”轮上与船长研究待命船舶的位置。

按照这个制度，我国在沿海设立了七八十个救助站点，所有救助船都在海上值班待命，确保在国家、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救捞人能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挥关键作用，挽救生命、救助财产。

为了更加“有为”，很多创新工作都陆续开展。

“今天座谈会上的两名女飞行员，是航海专业救助飞行员的代表，也是创新引进专业人才的结果。”宋家慧说。

据介绍，救捞体制改革后不久就组建了救助飞行队，当时提出，救助飞行队最大特点是到海上救助，需要既懂得飞行又懂航海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把海事大学学生培养成为救助飞行员就有诸多优势。这些学生身体素质相对较好、学术基础扎实、英语水平较高，更重要的是对海上专业熟悉。基于这些考虑，救捞系统自2003年起就从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选招了多批学生，经过培训成为救助飞行员。

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正确的，这些飞行员、救助员在救助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部队特种兵中选招救生船员和直升机救生员，也是一大创举。自2003年起，招聘的转业海军特种兵加入救捞队伍后，凭借较高的专业水平和身体素质，很好地适应了这两个挑战性极高的岗位。

宋家慧说，秉持忧患意识，坚持“四个主动”，不仅夯实了救捞队伍发展根基，而且总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充分地体现了救捞队伍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救助飞行队参与“5·12”汶川特大地震抢险救助行动。

“2008年5月12日，部救捞局班子成员正在上海开会研究有关事项，当天下午汶川就地震了。于是，我们立即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抢险救灾上来。”宋家慧回忆道，当时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他们主动提出派出救助直升机参与抢险救灾。派出直升机后，他做好了承担任何责任的思想准备。其实，派出直升机并不是冒险，之前他们认真听取了飞行队意见，救助直升机是在有十足把握、做好充足准备的情况下，才赶赴汶川地震震中的。

实际上，救助飞行队在救灾现场完成了很多其他直升机组无法完成的任务。时任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副局长吕尔学感叹道：“几乎所有的复杂救助都是救捞直升机完成的！”

宋家慧表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国家发生如此重大灾难，作为纳税人供养的一支国家专业飞行队，不能因为是海上救助飞行队而“袖手旁观”。正如时任交通运输部副部长高宏峰在部救捞局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所说：“如果这次你们没有派出直升机参与汶川抗震救灾，你们将会终身遗憾！”

救助飞行队参与汶川抗震救灾。

传承

把交通救捞做成“百年老店”

这么多年来，救捞系统不仅崇尚忧患文化，更是传承了“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救捞精神。

宋家慧坦言，当时有些救捞干部职工甚至上级领导都在找他，希望他把“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救捞精神变一变：这符合以人为本原则吗？能不能把其中的“生”“死”去掉？

“我极力坚持：提出这个并不是盲目地、不顾及自己生命去救助，这是在诠释一种精神，没有了‘生’‘死’，救捞精神就没了精气神。同时，救捞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要求救捞人有随时迎接挑战的准备。随时迎接在狂风巨浪中拯救别人生命的挑战，这是救捞队伍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与以人为本理念并不矛盾。”宋家慧说。

宋家慧感慨：今天终将成为历史，历史又将证明今天是否正确。当时对救助飞行队提出的“救助第一、安全第一”，也是被历史证明的原则。

宋家慧。

“救助第一、安全第一”，是一种安全救助原则。没有救助，就没有这支队伍存在的必要；没有安全，就完成不了救助，也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到底哪个第一？这就需要现场人员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判断。这需要智慧，需要胆略，也需要一种强大的责任心。

实践证明，以救助为中心的“救助第一、安全第一”，让救助飞行队实现了安全发展。

宋家慧说，伴随我国改革开放，救捞人传承这样崇高的精神，在党和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刻出现在现场，用生命和汗水获得了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的高度信任，也获得无数荣誉。

但是，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停滞不前，而要传承救捞文化，发扬救捞精神，坚持救捞的中国特色，不断捍卫这种荣耀，不断迎接更新、更严峻的挑战，真正把交通救捞建成“百年老店”，成为我国一支不可替代的海上救助队伍。

“荣誉属于过去，奋斗才有未来！”宋家慧由衷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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