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看，小平同志左边的这个小伙子就是我。”“是我提议请小平同志提笔写下宝贵的四个大字——‘海上世界’”……本报《我们一起怀念小平——寻找照片中的故事和征片征文活动》昨起一经推出，立即在广大市民中引起强烈反响和积极回应。原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潮梁昨日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讲述了小平同志1984年视察“海上世界”时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我们一起怀念小平——寻找照片中的故事》之一：原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潮梁——

我斗胆说：“请首长签个名”

●深圳商报记者王荣李晓锋

昨天，本报纪念邓小平照片专版见报后，第一个打电话找上门来的，是原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潮梁。当记者敲门走进王潮梁的家里时，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客厅正面墙上赫然悬挂的邓小平1984年视察“海上世界”的大幅照片。没等记者落座，王潮梁就急不可耐地指着照片对记者说：“你们看，走在小平同志左边的这个小伙子就是我。”

不是袁庚逼得紧，我们可能错过接待小平的机会

王潮梁是1983年11月19日被“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委任为总经理的。12月1日晚上，董事会决定1984年1月15日试业，2月11日正式开张。

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对明华轮的开张问题极为关心，他在北京开会或在外地出差，每次打长途电话来必问明华轮。12月初，他从北京回来了，看到准备工作不理想，十分焦急。“你们准备几时开张？”袁庚单刀直入地问我。

“拟在2月1日开张。”我回答。

“2月开张太迟，不能什么都搞好才开张，可以先部分开张嘛。今天是12月7日，再过8天，12月15日，必须部分开张。”

接着是夜以继日的紧张施工。12月15日，明华轮准备好了50间客房。12月16日，第一批客人上船住宿。

后来我问过袁庚，他说那时真的还不知道小平同志要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袁庚抓得紧，明华轮不可能在1月26日接待小平同志。

我曾经仔细计算过，小平同志两次来深圳视察，除了下榻的迎宾馆，停留最长时间的地方是“海上世界”。他在海上世界一共呆了7个多小时。有人刚说出一个“邓”字，就赶紧把嘴巴捂住1984年1月23日晚，袁庚突然到“海上世界”检查工作，并单独向我交待一项任务：做好重大接待任务的准备。紧接着，中央、省、市各级保卫部门频频上船检查，在迷宫似的大船上，上上下下每个角落检查一遍，还带走了一份又一份全船各层甲板的平面布置图。这时我只意识到有中央首长要来，到底是哪一位并不清楚。25日晚，袁庚又来检查此次重大接待任务的准备情况。在开会研究接待问题时，负责餐厅工作的原海上世界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艳华就问：“应该准备点什么？”袁庚随意答道：“老人嘛，新鲜一点，烂一点就可以了。”袁庚这么一说，在场的人就预感到来人可能会是邓小平。这时，赵艳华又有意追问了一句：“老人是什么口味？要不要加辣？”“要一点。”袁庚的话音还未落，蛇口工业区的乔胜利就脱口说出了一个“邓”字，可“小平”两字在嘴里还没敢说出口，他就下意识地赶紧把自己的嘴巴捂住了。

沙头角“抢购”工作服

我们当时还在试业，也没有统一的工作服。可小平同志来了，大家得列队欢迎啊，穿得乱七八糟像什么话？怎么办呢？只好派人赶紧去沙头角，不管什么衣服，只要是一下能买几百套的，就买回来。你看看，个个都是衬衣、领带，现在看起来有点傻，当时可是最时髦的了！

连夜找宣纸

25日晚上10时多，袁庚再次登船，我们在咖啡厅围坐一圈。汇报完准备情况后，我提出：“袁董，能不能请首长给我们题个词？”袁庚答道：“有规定，不能向领导提出任何要求，包括题词。”全场哑然。“你随机应变吧。”袁庚又补了一句。会议结束，我赶紧交待一个人去准备笔墨纸砚。半夜三更，去哪里弄这些宝贝！蛇口当时总共也没有几家店铺，没有一家卖文房四宝的。我急中生智，突然想起有个员工叫邹富明，在草棚搭起的食堂里，挂着他的鱼虾等水墨作品。我连夜找到邹富明家，总算弄来了笔墨纸砚。准备就餐的龙凤餐厅主桌旁，放了一张“一头沉”单人写字台，铺以纸砚。

26日，全船焕然一新。船上、岸上摆满鲜花，全体员工穿着整齐的新制服，一派喜庆景象。11时15分，一列车队驶近岸边，小平同志从一辆旅行车上下来，我迎上去紧握着他的双手：“首长好，欢迎您！”小平同志在全体员工热情有礼的掌声中，缓步登上明华轮，走进C甲板咖啡厅。邓小平、***、***三位领导和他们的夫人及省、市、招商局领导欢聚一堂，满堂欢声笑语，气氛异常亲切热烈。听完汇报后，小平同志心情极好，步出咖啡厅，想登高看看。站在甲板上，遥望对面香港新界若有所思。稍事休息，我引领小平同志一行，步下楼梯进入富丽堂皇的龙凤厅，小平同志走到餐桌前，并未立即就座，转身饶有兴趣地欣赏摆放在长桌上的福、禄、寿三尊寿星像，抬头观看巨大的金色“福”字，面露慈祥的笑容。席间，小平同志喝了三杯茅台酒。

我向坐在我身边的邓林询问她父亲的酒量如何，邓林说：“他很少喝酒，看来今天很高兴。”我感到火候差不多了，请示袁庚后，就让副总经理赵艳华上去请小平同志：“请首长给我们题个词。”小平同志欣然答应，当即起来，走向铺着红布的小桌。赵艳华赶紧端起砚台，站在一旁。小平同志拿起笔，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问：“写什么？”众人回头看我，我毫不犹豫地响亮喊出：“海上世界！”小平同志一挥而就，“海上世界”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顿时跃然纸上。

小平同志写完“海上世界”四个大字后停住了，看样子不再往下写了。当时气氛轻松活跃，情急之中我斗胆对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请首长签个名留念吧。”这时，小平同志才最后写下了“邓小平题。一九八四年元月二十六日”一行字。就这样，他老人家给深圳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笔”。

急匆匆借鱼

当时南海酒店正在建，蛇口还找不出一个大一点的酒店，明华轮毕竟是豪华游轮，小平同志午饭就定在“海上世界”吃。那天的午餐就是在“海上世界”中餐厅用的。那个时候，“海上世界”的餐厅还没有对外营业，这样，“海上世界”接待的第一位要人就是小平同志，“海上世界”开业的第一顿饭就是“国宴”。

那一天午饭的菜谱是什么？我记得，最好的一道菜就是清蒸红斑鱼，其余就是油炸生蚝、白灼基围虾、西芹炒百合，还有一个粟米羹和一个例汤。其实，他们吃的和我们现在吃的东西没什么两样。我为什么对红斑鱼特别有印象呢？那一天，接待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时，厨房突然传来消息，说是“海上世界”船上没有红斑鱼。我立即下令：“赶紧到外面去借！”结果，当天小平同志一行吃的红斑鱼是临时从一家酒店借来的。

我还记得，“海上世界”里面当时有个商场，小平同志的家属为小平同志的孙子在这里买了一包香港产的巧克力糖。这也是这个商场做的第一单生意。

那天，在午饭桌上，我紧张得一点胃口都没有，没有动一下筷子，没有吃一点东西。菜上齐后，我发现，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同志不知为什么一直不动筷子。我就悄悄问随行的工作人员：“卓琳同志为什么不吃？”随行的工作人员这才告诉我说：“卓琳同志不能吃海鲜，一吃就过敏。”我立即下令：“赶紧通知厨房炒一盘最好的青菜！”过了一会儿，上来了一盘清炒西兰花。结果，这顿饭卓琳同志就吃了一点西兰花。

合影时我站在小平身后

小平同志题完词后，把题词交到我手上，我托着让记者们尽情地照相。当时，有多少人渴望能和小平同志合影啊！恰在这时传来一句话：“小平同志要和在场的全体工作人员合影。”事先，我们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也没有准备。大家立即随手拉起餐厅的靠背椅，排成一长列。我紧靠小平同志，站其身后，留下了珍贵的镜头。这次合影使我们全体员工如沐春风，高兴了好几天。

小平同志住进“海员宿舍”

按照原定的接待计划，小平同志休息的地方安排在“海上世界”（明华轮）的船长室。合影完毕，我陪小平同志乘电梯计划上船长室休息。走出电梯，我朝船长室引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贴身保卫人员，突然转向另一个房间，并未在我们事先安排好的船长室休息。结果，小平同志没有住进“船长室”，住的是“高级海员宿舍”。

我上上下下试坐了九次电梯

“海上世界”（明华轮）九层高，里面有电梯。为了保证电梯的安全运行，我提前几天就安排维修人员对电梯进行了无数次检修。可那毕竟是50年代生产的呀，我老是担心电梯出故障。越担心，心里就越紧张。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小平同志来的前一天，我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在这个电梯试坐了九次，觉得没有问题后，就把电梯封闭起来，专门让一个电梯工看着。所幸的是，这个电梯很争气，小平同志坐的时候一点问题都没出。

那天一进电梯，我对小平同志说：“今天没有招待好。”小平同志用四川话亲切地说：“吃得很好。”小平同志问我什么时候来到蛇口。我说，1982年4月。问我多大年纪，我说45岁了。他说看不出来嘛，看起来你的精神状态很好嘛。他浓重的四川口音，这时听来倍感亲切。

下午4时，小平同志休息过后，我陪他乘电梯下楼，全体员工整齐排列两旁。小平同志亲切地对我说：“你好大的队伍喔！”穿过餐厅时，我对他说，今天的菜都是香港请来的师傅烧的。他特别停下来，和那位大师傅握了握手。小平同志走后，这位香港大师傅激动地对我说：“我在香港呆了几十年，没有见过什么大人物，来深圳才十几天，就看见了可亲可敬的伟人邓小平。”

明天将要和读者见面的是哪张照片里的普通人？他又要讲述怎样的故事？敬请读者关注跟踪报道。那位精心设计海上世界第一道“国宴”的香港厨师，有谁知道他的行踪？请读者提供线索，本报记者将继续寻访。